此生难忘的好学校——我院
2013年，是我小学毕业50年，也是我考入我院50年。小学同学和初中同学都分别约定大家一起聚一下。回想起来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当初十三岁的小毛孩，如今已过甲子之龄。岁月匆匆，半个世纪过去了。虽留不住年华，却挥不去记忆，尤其是给我的人生启迪教育的母校之一：我院。
要说我院好，给我印象颇深的主要有四条：
一、好的老师。
刚一入校，附中仅有三所建筑、一个操场，即六层的教学楼、四层的学生宿舍、一个大食堂和一个大操场。设施简洁、明快实用。初中每个年级四个班，高中每个年级六个班，每个班大约50人。
入学后的历任老师，都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恩师记忆。我们班主任、数学课姜岁宁老师，一接触便感到她思维敏捷，和蔼中透着威严，平静中显示出精明、精干。她非常善良，耐心地关爱着每一个学生，尤其是有困难的同学。副班主任、俄语课陈弥老师，她总是面带笑容，有一种大家闺秀、优雅而有教养的气质。第一任班主任、语文课董玉英老师，高高的个，讲课逻辑性强、讲话干脆利索，要求很严格。几何课付眉老师，满头白发，讲课不疾不徐，很有条理，让人一听就懂。俄语课郭海箴老师，平时总是笑眯眯的，上课很有风趣，大家都喜欢他，愿意上他的课。看到施用勤同学的简历和回忆文章，知道他后来从事俄文翻译和有关研究工作。我想，除了他个人的努力勤奋，郭海箴老师的授课，起到了扎实的基础教学作用。还有音乐课王玉田老师，授课时活泼而有激情，还会作曲、指挥，多才多艺。美术课的吴承露老师，年岁比较大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美术教室墙上挂着一幅他画的齐白石老人的画像。据说吴老师是齐白石大师的弟子，好像教学楼二层的浮雕像，也是吴老师绘制的图案。每次返校，总要驻足观看一下，睹物思人。这些老师都非常热爱教育事业，非常关爱同学，都有业务专长，板书的字写得都漂亮、流畅。她（他）们都很注意保护每个学生的自尊心，激发每个学生的上进心。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，“有教无类”。记得班上有一位同学，饭量比较大，饭票不够用。他就写了一句牢骚话：“遍地尸骨苍生嚎，饿死我在清华园”。老师并没有追究他的“政治立场”或 “思想问题”，而是从客观原因和实际情况出发，动员班里的女同学们给他捐助了“饭票”，以博大的爱去凝炼温暖的班级集体。
我上幼儿园和小学都是在军队大院里。上我院，同学们来自方方面面。大家从不讲门第高低，也不论衣着品牌，而是都很朴实、朴素，平等、自尊。那时候，谁的学习好、体育好、有特长、守纪律，并乐于助人，他（她）在同学们中就有威信，老师也倚重。我清楚地记着：刚入学，我又瘦、又矮、又弱，体育成绩也差。我们班长崇建培同学就利用课余时间，主动陪我练单杠引体向上，帮我托举。我的同桌是王桂英同学，我的后面是徐淼同学，她们的学习成绩都很好。每天完成作业后，我都会和她们对对答案，这样心里就有了“底”。碰到难题疑问，我都爱问徐淼同学，她总是非常耐心地给我讲解。刘泉成同学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，付锷同学是支委，我非常希望进步入团。她（他）们非常理解我的心情，也注意帮助提醒我。所以在1966年4月，终于由郭淳学同学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。从1963年9月入学起就住校，每天早晨起床、出操，上早自习、早餐；上午四节课、午餐；下午两节课，课外活动，晚饭；晚自习两节课，一直到就寝，大家都学习、活动、生活在一起。即使到了每个周六下午回家、周日晚间返校，无论走南校门坐31路公交车，还是过西校门到中关村坐32路公交车，常常也是同学们同路同行，说说笑笑、打打闹闹，非常惬意，直到“文革”内乱。
但同学间的友谊、友情一直持续至今。我当兵后每次回京探亲，归队时火车票特别是硬卧很不好买。那时，曹光同学在北京铁路分局当调度，每次都请他帮忙解困。有一次，我爱人一人去广东深圳和广州出差。那时的社会治安比较乱，我不放心。专门联系到了金公理同学和刘健生同学。那时，我们之间都已是多年未见面了。我一拜托，他们非常热心，接待安排相当周密，让我爱人很受感动，说：“你的这些同学真不错！”但刘健生同学至今还没见过面，难以当面致谢。还有孙英同学，他当初在东城区劳动局工作。我弟弟在部队里因公负伤致残。转业后，碰到与地方工伤接轨补助的问题。我去找孙英同学，他非常尽力，终于解决了相关问题。还有付锷同学，一直保持着谦虚、平和、乐于助人的好品质。他在燕山大酒店工作，起码有三次同学聚会，都是他牵头或买单。现在同学们入学五十年聚会，又是他牵头张罗，真不容易！还有初634班的卜伟华同学，他一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，是党史、国史、“文革史”的专家，工作中我多有求教，获益匪浅。还有初633班的王安南同学，他在中央统战部黄埔同学会工作，我们也常有工作上的往来。高一届的李永平学长，金鹏学长、翟志钢学长，由于都在军队系统工作，有的还在军事科学院，更是常来常往，互帮互助。
我看了王武镝老师、校友保存和传给我的初632班入学时的同学照片，仔细端详、一一相数，有照片的47个人，不太全，起码袁沈、孙穗东等同学就没有。又掐指一算，竟有九个男生、四个女生离校后，几十年就没有再谋面。
尤其是陈明、黄玉麟、吴陕京、张万利四个同学已不幸离世，追思过往，至感痛惜！
回顾起来，我觉得上附中时，不仅有良好的校风、学风，还有很好的教学和生活管理。
一是学生自治。开始有班长，有各科的科代表。后来，又有团支部，支部书记和支委。他（她）们是班上的骨干，代行老师日常的管理职责。所以，无论是早晨起床出操、早自习，还是下午锻炼，两节晚自习，直到晚间就寝，都是学生自行管理。课堂秩序非常好，没有吵吵闹闹，没有大声喧哗，没有随意走动。学校还实行了高年级学生的“辅导员制度”，由高年级的同学帮助低年级的同学做好思想引导工作，“以大带小”。像鱼吉麟、卢家闵学长就是我们班的辅导员，她（他）时常找同学们谈心，鼓励大家不断进步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二是重视锻炼。我记得学校提出“以田径为主、以短跑为纲”的体育锻炼方针。要求每个同学必须参加晨练。下午两节课后，也必须到室外参加各种锻炼活动，不允许留在教室里做作业。大家都在跑步、踢球。身体素质好的同学还参加了校内的各项运动队。刚入学时，我的体质差，从小得的哮喘性气管炎，一犯病还要请假。但经过在学校坚持中长跑等锻炼，加上寒暑假坚持游泳，我的哮喘性气管炎竟然好了。后来到部队也是摸爬滚打，军事训练、野营拉练、国防施工、挖煤、农场劳动、支农、生产水泥、营建施工……什么都干了，身体素质也好了。应该说，附中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。
三是方法灵活。附中的教学和管理工作，重视开拓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。不是死读书、读死书，也不偏科或只重数、理、化、外等主课。我记得学校有两项措施非常受欢迎，一个是晚自习做完作业和预习后，可以上五楼阅览室阅读各类杂志和图书；另一个是每周一下午，组织到8040威尼斯礼堂看科教类的电影。既丰富了校园生活，又增长了多方面的知识。学校还组织定期帮厨，炊事班长的“训话”和我们掌勺打饭、服务同学的愉快心情，至今不能忘怀。
我们上附中的时候，校园两侧都是稻田，后面则是荷塘。一路之隔的圆明园也没有围墙，只有稻田、小路和树丛。夏季来临，满目葱绿，流水潺潺。夜晚，皓月当空，蝉鸣蛙叫，一片美丽的田园风光。那时，水田能抓到各种小鱼，一种叫“布鱼”，还有一种黄肚、兰尾、红线的小鱼，甚是好看。夏必苏同学是抓鱼高手，他帮我抓了以后，我送给我舅舅。我舅舅很高兴，还犒劳我吃了一顿西餐。那时，还逮过黄鳝、水蛇、小王八和刺猬。现在，虽然高楼矗立，围墙四起，但那种自然天成的恬适风光再也看不到了。
我至今记着，学校历史老师在圆明园的残垣断壁遗址处，结合实景，给我们讲述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。那是一个英法联军军官的日记，他详细记述了在抢劫圆明园过程中，如何掠夺财宝，如何劫后放火焚烧，回国后如何变卖这些珍宝而大发其财的笔记，还配有抢劫珍宝的图片，听得同学们热泪盈眶、咬牙切齿、气愤至极！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情怀，深深植入同学们的头脑中。
